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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前，2006年3月，张维迎教授一篇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》发表，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了高潮，形成网络和媒体上“人人说改革，处处谈反思”的局面，可谓舆论界的一大景观。

此后，曾有多家媒体联系张维迎，希望他对中国改革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。但张维迎认为，讨论社会问题不能脱离时间背景；当时，他能够表达和应该表达的观点都已经说清楚，因此谢绝了媒体的访问。

但沉默并不意味着停止思考。正如张维迎所说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人人参与、相互影响的制度演进过程；它没有一张精心规划的蓝图，也不会一帆风顺，“常常是走走停停，反反复复”。可以说，改革的变化无所不在。

近一段时期，房价高涨、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显著的现象与特征；而外资并购、自主创新也成为经济领域舆论关注的焦点。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事件与趋势，也正是《权衡》杂志着重关注和把握的话题。

很显然，张维迎教授对改革问题的思考与《权衡》对经济趋势的关注有很大的契合，所以，在《权衡》向他提出采访计划之后，他很快安排了见面。而这次见面，又与不久前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紧密相连；作为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，张维迎参与构思了这次论坛的主题“什么改变中国”，我们谈话也就由此开始……

企业家改变中国

《权衡》：对于“什么改变中国”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，企业家、社会学家、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。作为经济学家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

张维迎：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，简单地说，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。如果从“英雄创造历史”或“历史创造英雄”的角度看，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，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。

当然，也有人认为，在改革开放前夕，在经历了“文革”这样的灾难之后，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，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承认，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，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另一方面，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，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，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。我一直认为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。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，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；而在落后国家，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作官。

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，希望中国人从“学而优则仕”转到“学而优则商”。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。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，可以看到，平均而言，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，经济增长率越高。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。

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，会发现，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，社会收入差距越小。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、利润、税收和折旧。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，可以看到，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，基尼系数反倒越低。

所以，总的来说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，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，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，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；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，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，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。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，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。

《权衡》：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？

张维迎：大致来说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，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，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
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，主要是农村的“能人”转变为企业家。改革开放之前，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农村出现自由市场，一些“能人”、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。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，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，政府去不了，国企也去不了，所以就去倒买倒卖，成了个体户。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。

现在来看，个人创业很正常，但当时不同，从事商业活动要冒很大风险，要背很大的罪名。典型的是安徽芜湖出了个“傻子”瓜子，靠炒瓜子赚钱，公安机关要逮捕他。这个案子两次闹到中央，你可以想象当时环境的恶劣。由于私营企业环境恶劣，很多私营企业选择戴了“红帽子”。这导致多年以后，产权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这些“红帽子”企业怎么办。

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，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。这次浪潮有一些特殊背景。一方面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，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，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。另一方面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，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。这批以官员、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，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。90年代的企业家和80年代的不一样。前一拨是乡镇企业家，主要搞贸易或者做产品；后一拨人受的教育比较高，视野比较开阔。例如90年代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，而80年代的企业家是搞不起泡沫的。搞泡沫要具备相当开阔的视野、相当高的智商才行。这样的人成为企业家，把中国经济搅活了。可以说，中国经济在80年代是量变，90年代是质变。

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。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“新经济”、“网络经济”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。

《权衡》：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？

张维迎：要说不同，首先是教育背景。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；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，甚至研究生，有政府的背景，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；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，熟悉新技术的发展，懂得国际资本运作，更有国际视野。

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。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“红帽子”做起来的，有很多麻烦；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，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，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、摘帽子；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。

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，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，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，拿外国人的钱，似乎与我们无关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，一般人不太懂，看起来没有可比性。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，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，容易受到怀疑。

要说共同点，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，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。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。别人不敢干，你敢干，你的收入就高。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。因为这种风险，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，现在已经死掉；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，现在默默无闻，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。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，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。

《权衡》：在你看来，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，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

张维迎：企业家成长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。只要给人们自由，就会有人去创业。比如某一个地方，某种产品供不应求，价格很高，就会有人想方设法，组织资源，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。这就是企业家。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。

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。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，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，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，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，坐不了卧铺，坐飞机买不到票。到后来，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，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。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。

还有一点，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。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，它对应的是剥削、欺诈、罪恶之类的词汇。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，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。

地方政府功过

《权衡》：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，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你过去的研究表明，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？

张维迎：所谓地方竞争，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、企业家、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。为了吸引资源，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，增加基础设施，提高政府服务质量，等等。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。

企业家改变中国，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。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，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。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、生活环境，很难想象十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。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，例如形象工程、贪污腐败等等。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，历朝历代都是这样，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。关键在于，你要建这个城市，要修这么多路、架这么多桥，钱从哪儿来？

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“抱着金饭碗讨饭吃”的局面。在城市的黄金地段，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，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。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，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，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。这样一来，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，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，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。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：地还是那块地，人还是那些人，但由于改变用途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，财富就被创造出来。